在3月31日宣布以增加企业税来支持为期8年、投资规模约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之后，拜登政府计划在4月28日宣布以增加富人税来支持投资规模约1.5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
在新的税改方案下，年收入超40万美元的个人支付的联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将从特朗普税改后的37%回归之前的39.6%，年收入超100万美元的个人支付的资本利得税将从特朗普税改后的20%同样上调到39.6%（接近1976-78年的39.8%）。此外，拜登政府也在考虑提高富人遗产税。
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拜登税改将遭到大部分共和党议员（他们信奉税越低越好）和少部分民主党议员（他们认为加税幅度太少）的反对。但笔者坚信，相对于过去40年的全球“减税潮”，一个税制大逆转的时代迟早都会来临。
除了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疫情前逐渐回归到一战开始前的水平，并在疫情后急剧恶化，同时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占GDP比重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结构，解决国家债务危机之外，更值得大家理解的是1970年代兴起的“减税经济学”存在重大的缺陷，需要为过去40年全球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放缓承担主要责任，而新的经济学思想支持拜登税改计划。本文集中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对资本利得税的分析将单独论述。
走下神坛的“减税经济学”
1970年代末期，美英陷入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滞涨，面对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在“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影响下，把经济放缓归结于税太重，管制太多，工会太强大，个人最低工资太高的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以美国为例，里根任职期间，将个人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从70%（二战期间到1963年基本上超过90%）先降到50%再降到28%。
里根的减税思想主要来自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拉弗展示的“拉弗曲线”。前者认为减税将激励企业家更加努力地工作，有利提高经济效率（增税将导致企业家偷懒），或以更多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后者认为税收与税率存在倒U型关系，同样的税收可以通过更低税率来获得。
实际上，弗里德曼，拉弗和里根都知道，大规模的减税并不公平，一定会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但芝加哥学派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滴漏”理论：富人阶层需要新的服务，他们的财富多多少少会滴漏到穷人阶层。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会带动后富。
在税收问题上，弗里德曼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只要有可能，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借口或理由，我都支持减税。” （I am in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 it’s possible．）
这三大思想构筑的“减税经济学”被奉为圭臬写入教科书，并通过大众媒体不断传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最大的受众恰恰就是共和党。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数据缺乏，实证并非主流的年代，这些思想其实都来自于依靠直觉的“第一原理”，只是“假说”而并非“真理”。
所谓“降低个人税率可以增加税收”的神话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里根税改前，富人通常将部分个人收入计入税率较低的企业税下，进行合法的避税。税改后，富人愿意将这部分收入转计入个人名下，个人所得税源一下子显著增加。但替代效应很快消失，政府税收持续下降。富人并未因为低税率而更努力工作，创造出更多的收入来。
只要简单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将最高边际税率从老布什时代的31%上升到39.6%），小布什，到奥巴马和特朗普，个人所得税率的增减与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或GDP的占比增减，都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至于“减税可以增加GDP”的神话，笔者在《为什么企业税率增减能以改变GDP增速？》一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引述了2019年诺奖得主班纳吉和达弗洛在最新著作《艰难时代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里斩钉截铁的总结：没有证据显示里根减税，克林顿加税，小布什减税对改变长期经济增长有任何作用。
至于“滴漏”理论，可能是经济学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之一。过去20年，经济学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等人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始于里根政府开启的减税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计算发现，如果没有里根减税，现在前1%的富人收入将每年减少1万亿美元，而这将进入到后80%穷人的口袋。
全球14个发达国家中的11个在随后的25年时间里，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降幅越大的国家，贫富差距扩大越显著。笔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和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均公开承认对信奉了一辈子的“芝加哥学派”思想和“滴漏”理论在现实中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许多受益于其政策主张的成功企业家，也公开批评“芝加哥学派”在重大问题（认为市场万能，监管有害，劳资平等，分配公平等）上都错得离谱。
“减税经济学”中更加具有迷惑性的，是经济学家关于减税激励个人和企业家更加努力工作，增税则令人偷懒的说法。这到底是“假说”，还是“真相”？在回答这个重要问题之前，笔者建议读者们先问问身边的朋友，“假如你的所得税率上升，你是否会减少工作时间？”同时也问问自己。
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会让富人偷懒吗？
理论上，个人决定提供多少时间或者勤奋程度工作，取决于对实际收入和闲暇的偏好。如果提高个人所得税率，低收入的个人通常会更努力工作以弥补损失，但是富人有可能偷懒，因为他们早已不愁温饱，与其支付更多的税给政府，不如多点闲暇时间陪伴家人。
毫无疑问，很多税率变化确实会到达其设计的目的，例如增加烟酒税的确会降低烟酒消费，低税制的确可以吸引企业入驻和富人移民，但高税制真的会让他们在工作上偷懒，影响效率吗？
回到前文那个问题，班纳吉和达弗洛通过调查发现，当税率增加时，分别有大约50%、65%、87%和90%的人认为其他人会选择不工作、减少工作时间、逃税和搬去税低的州，但是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比例分别只有大约26%、38%、30%和65%。很明显，大部分人在猜测其他人的行为反应时，思维符合“芝加哥学派”，但自己的行为反应却有着明显不同。
问卷调查不代表实际行动，也难以代表富人的思维方式。利用实际大数据，Saez与其他学者发现，更高的税率基本上不会改变富人的行为，他们还会像低税率时候一样，工作相似的时间，付出相似的努力程度（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富人针对税率的劳动供应弹性非常低），但与此同时，他们会更多地进行合法避税和非法逃税（在审计查处的案件中，来自美国收入前1%和前0.1%的家庭，分别向美国国税局隐瞒了平均约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收入）。
举例来说，当美国体育联赛对运动员的薪酬进行限制时（类似于额外征收了一笔所得税），相对于欧洲没有薪酬限制的情况，美国运动员的努力和比赛精彩程度既不会输给欧洲，也不亚于限薪前（类似的，中国演员在限薪令前后的表现也一样）。但众所周知，足球明星梅西和C罗在面对高税率时都选择了逃税（以及更换国籍），并因此遭到惩罚。
Saez等人在今年2月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1999-2001年期间，瑞士不同地区相继进行税制改革。旧税制根据过去两年收入来缴未来两年的税，新税制则是全球普遍做法，根据当年收入缴当年的税。为避免重复征税，地区政府只好对改革前2年的收入完全免税。所有人都提前知道改革，也可以提前做好应对。通过对比不同收入阶层，在税改前，税改中和税改后的实际工作时间，研究发现免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完全不符合“减税经济学”的预测。
类似的有趣研究非常多。抛开这些基于其他国家数据的研究，仅就笔者身边可实际观察的市场来看，不同行业的薪酬高低主要取决于工作经验、市场竞争或者议价权力；在同一行业内，薪酬的增减与实际工作需要耗费的时间和努力程度，关系并不大。
长期流传的“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会让人偷懒，减税让人更加勤奋，提升工作效率”的说法，不仅绝非真相，而且是“减税经济学”在“滴露”理论之外另外一个错得离谱的“假说”。
经济学界在收入不平等上的研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变得家喻户晓，两次美国大选再一次让缩小贫富差距成为全民的呼声。今年1月Reuters/Ipsos进行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4，441名民众当中，高达64%同意“超级富豪每年应缴更多税来支持与公众有关的计划”。77%民主党人赞同开征富人税，共和党也有53%表示支持。类似的调查结果非常多。拜登税改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与现实需要。
即使新的税改方案可能在国会遇到阻力，拜登政府也可以选择阻力较小的方案，向国会申请增加对美国国税局的拨款。多个研究认为，只要国税局加大审计力度和改变方向（过去主要调查穷州而非富州），就可以在联邦不加税的前提下、在接下来十年征收高达1万亿美元的税款。
结语
笔者通过一系列文章回顾了70年代兴起的“芝加哥学派”思想在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减税和放松监管等形式正式执行后，效仿者众，对全球经济和市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新一代经济学家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增税与加强监管的主张逐渐获得各国政府的认同，但仍然有许多人依然沉迷在旧思想中，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新思想。
笔者提醒大家，无论拜登政府的税改能否成功，无论对大企业的严监管如何执行，一个大逆转的时刻终将到来，全球经济和市场将再一次发生巨大的变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当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
